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。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，4岁女童遭强奸，下体重伤，没有人证。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，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，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。“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，几次心理疏导后，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。”

同时，该意见称，对未成年被害人因性侵害犯罪而造成人身损害，不能及时获得有效赔偿，生活困难的，优先考虑予以司法救助。

《两部门：小额政府采购项目原则上全预留给中小企》李莹说，在司法实践中一种处理是被告人有赔偿能力且愿意赔偿，经法院调解，被告人会出钱赔偿，但这需要受害方出具谅解书以在量刑上从轻处理。